丝绸之路东起长安，穿过河西走廊和塔里木盆地，跨越帕米尔高原，沿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富汗、伊朗、叙利亚、黎巴嫩和土耳其，最远可达埃及和希腊。这条贯通欧亚大陆的文明交往之路，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同民族和文明交流的大量遗迹。在日前举行的以“考古所见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与科技交流”为主题的北大人文论坛上，与会学者探讨了近年来的考古成果对深入认识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史的作用。

人类交流活动推动文明进步

【资料图】

交流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着单向、双向等多种交流方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沈睿文表示，人类社会交流的发生依赖于人群迁徙、战争、贸易等方式，尤其是涵盖了人种、物种、技术、风俗习惯等内容的流动。近年来，学界对交通考古的研究，尤其是对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等历史遗迹的考古，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学术成果。未来，伴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开展，研究手段的多样化、科学化，认识古代世界的深度和广度将不断延展，中国考古学的探索将有力支撑世界文明的研究。

迁徙或移民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常态，人类在世界各地的迁徙和开疆拓土，极大地促进了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接触和民族融合，也加速了不同族群的物质交换和商贸活动。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水城提出，从人类迁徙的历史进程来看，在迁徙的动因方面，除了天灾人祸等被动性因素，还需要考虑为寻找特殊资源的主动性迁徙。物质文化遗存表明，在人类迁徙的早期阶段，外迁人员往往与本地族群保有密切联系，久而久之又会与本族人群逐渐疏远，发展出新的文化。中国西部河西走廊等地，自马家窑文化开始就经历了这样的发展过程，欧亚草原的乌拉尔等地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并且与中国西北地区存在着互动趋向。从世界其他地区文明起源来看，比如更早进入巴尔干和多瑙河下游的西亚移民也有着类似的深层意图。这一类主动性迁徙往往引发农业与手工业以及手工业与商业的分化、远程贸易的出现，并最终导致社会复杂化进程进一步加剧。

从青海到西域这段通道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下简称“青海道”），在不同时期形成了羌中道、河南道和湟中道三条干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韩建华介绍了青海道沿线的乌兰县大南湾遗址、都兰县考肖图遗址的考古发掘情况及出土遗物，如钱币、佛像、棺板、金银、丝织品、玻璃宝石等。“青海道作为中西交通的重要桥梁，使占据此路的吐谷浑、吐蕃地位日趋重要，肩负起东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任。青海道上流动的使者、僧人、商队为东西方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东西方的交流从物质发展到思想文化层面。”韩建华表示。

物质遗存见证贸易与技术互鉴

考古发现的物质遗存，揭示了人类历史上南来北往的交往活动所带来的贸易繁荣与技术进步。比如，近年来，学者们注意到，西藏冶金技术的传入与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藏西部的贸易与交通所推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在对比研究西藏不同遗址出土铜镜、铜镞、铜剑和铜钺形器，与国外私人收藏、云南四川出土器物时发现，这些器物的纹饰、铸造方法等存在较多相似之处。由此，可以归纳出一条滇西北、川西—拉萨河谷—阿里地区自东向西的器物传播路线。此外，在西藏地区早期岩画的分布中，仝涛发现，车马题材的岩画不仅出现在青藏高原西部和北部，还出现在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可见，这些地区在技术和文化层面上有着密切联系。而诸如奢侈物品、贵重物品的长程贸易交换，稀缺日常物品、本土生产物品的垂直贸易，反映了我国西藏西部与周边地区贸易交通往来的路线图。

“南海Ⅰ号”的考古发掘与分析，是近年来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的研究热点。南越王博物院研究员李灶新研究发现，“南海Ⅰ号”上部分器物，为佛山市南海奇石窑、文头岭窑的产品，主要是宋代广州公使酒库或私人酿酒作坊用来装酒的酒罐（墱）。“南海Ⅰ号”装载的大量广州生产的公使酒和私酒，应为其停靠广州期间，地方官府的馈赠和贸易所得，可以为确认“南海Ⅰ号”到过广州港提供关键性的实物证据，同时也是广州作为宋代重要对外贸易港口，并设置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重要实物见证。

广泛的交往也促进了不同区域习俗文化的相互影响。汉镜在中亚地区的发现，一方面使人们根据实物资料从一个侧面考察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折射出汉文化在中亚地区的传播。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副教授罗武干注意到，仔细考察随葬铜镜的样式及其流行年代可以发现，西汉或东汉早期的铜镜往往是残片，而东汉后期的铜镜则是完整的。以位于天山南麓山间小盆地和硕红山沟的墓地为例，罗武干分析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匈奴的衰落、战败、分裂，导致其对之前的依附国失去控制，文化也逐渐萧条。位于丝绸之路中段中道要冲的古西域小国危须国早期受匈奴统治，毁镜葬俗由此传入。后危须国受汉朝影响，东风西渐。在此背景下，当地的匈奴文化影响逐渐衰退，毁镜葬俗仪式得以简化。

基于对亚欧大陆早期金珠饰品的样式和工艺的分析，中国钱币博物馆研究员黄维介绍了已发现的我国先秦时期和汉代的金珠饰品，并通过与境外金珠饰品的对比，发现了欧亚大陆文化、制作技术的传播路径。不同时期的金珠饰品主要通过北、南两条线路传播，北线从中亚经过草原地带到中国北方，稍晚兴起的南线则是从南亚和东南亚进入中国内地。

科技提取展现考古遗存丰富信息

如何“穿越”千年从物质遗存中揭示历史文化信息？随着考古学理论的发展、科技考古方法的多样化，考古学家们从曾经尘封地下千百年的遗物中解读出更多的文明故事。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丝绸之路要冲，是欧亚大陆东西部人群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2003年，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东部罗布泊地区的小河墓地被正式发掘，其中发现的“新疆小河人”人种的来源问题引起考古学界关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员宁超以新疆小河人基因组为例，探讨了丝绸之路沿线人群的迁徙与混合。基于小河人群来源的假说，他提取基因组样本，并根据文献总结了所有基因组的数据，分析指出小河文化人群并非来自阿凡纳谢沃文化，且非常古老，对世界各地其他人群都有一定的基因成分的贡献。此外，分析结果同样显示，小河人群长期与外界隔离，内部存在小范围不同族群间的近交。

“南海Ⅰ号”的后期研究同样采用了大量科技考古方法，丰富了对该沉船遗存的相关年代数据认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员崔剑锋根据“南海Ⅰ号”的序列测年样品，包括船体木材、碳化稻米等，综合运用多种技术手段对碳十四年代测定结果进行校正处理，同时结合纪年瓷器、年号钱币所示年代，对“南海Ⅰ号”的建造、修补、沉没年代进行了推测，重建了“南海Ⅰ号”的生命过程。分析结果表明，船体龙骨、船艉的年代相近，初步推测处于900—1000年，总体处于北宋初期。船体修补区域年代为1020—1050年，晚于船体主体年代，推测于北宋中期时进行过修补。船体侧板、隔板等构件的年代范围也都处于北宋中期，明显晚于龙骨、船艉的年代，推测北宋中期的这次修补规模不小。大部分出水骨骼样品的年代与前述一年生草本植物年代接近，沉船年代应在1183—1215年。

金属的冶炼、应用和传播是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标志之一。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张吉注意到，公元前1世纪前半叶，西辽河与辽东山地的青铜器逐渐增多，并形成以曲刃剑为代表的区域特色。通过对通往辽东山地的金属物料，特别是合金成分与铅同位素比值分析，可知辽东地区金属物料与辽西山地存在密切关联。张吉认为，辽西易于就近获取来自大井铜矿的富砷铜锡料，且在与中原交流密切的阶段能够大量取得富铅的金属物料。在商末周初、两周之际和战国早期，中原与辽西之间的文化交流都导致中原常见金属物料类型在稍晚阶段出现于辽东。金属物料因其易于重熔的特性，流通范围往往超越文化边界，能够更好地呈现中原及辽西地区冶金生产的历史影响，并推动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经济体系向东北亚地区持续扩展。

谈到当前冶金考古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陈建立认为，当前冶金考古信息提取的深度和广度尚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依然缺乏从操作链、运营链到文物保护全方位提取信息的统筹方案、操作规程和细则。未来应充分重视文献研究，将冶金考古的田野调查、样品采集、实验检测分析等工作标准化。在进行冶金起源与传播的研究时，要考虑哪些是外来因素、哪些是本土创造，而在本土创造的过程中，哪些是吸收、哪些是创新、哪些是改进。还应该做好基础研究，建设冶金考古标本库和数据库，真正让研究成果实现各个层面的共享。

论坛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人文学部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