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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作家走进摄影机”俨然成为当前影视创作领域的一个重要现象，即以作家及其生活作为拍摄对象已成为影像纪录的一种“常态化叙事”。这种“作家叙事”集中反映在作家纪录片的热播和反馈上。从《摇摇晃晃的人间》（2016）关注那个“即使是悲剧的爱也给了我们慰藉”的诗人余秀华，到《我的诗篇》（2017）中关注那些“机械的流水线天使”般的农民工诗人，再到《掬水月在手》（2020）书写着一个“弱德之美”的先生叶嘉莹，再到《一直游到海水变蓝》（2021）用“一个村庄的文学”书写当代中国文学史和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史。这些纪录片充分彰显着这个时代的书写特征，人们似乎难以寻找到一种更好的方式如此便捷而又直观地反映作家们的日常生活和创作历程。纪录片中的“作家讲述”在某种程度上重绘着“历史现场”，并作为一种“文本补白”的方式参与到影像叙事之中。

魅影：数字媒介时代的影像建构。一定程度上，在作家纪录片中，评论者（读者）成为形构作品意义和构造作家文本形象的重要参与者，在原本开放的视觉文本之中，加入了更多富有读解性和亲近感的表达，使得纪录影像本身充满了更为多元和丰富的意义。因此，“文本的结构不是锁链，而是传达无限性、开放性的有限手段和功能……评论家可以多次介入文本，与文本反复交流，可以重新书写文本……将无限性、开放性不断延伸下去”。

所以，在数字媒介时代，纸质文本或许不是文学生产所独有的“特权”，其封闭性和唯一性正在被影像所消解。换言之，影像已经成为文学生产的新载体和新形式。当人们在不断的影像实践中通过影像语言突破了意符所限、解锁纸本符码的抽象性意涵时，作为数字媒介时代的大众影视便拥有了生产功能和赋权作者话语阐释的能力。换言之，连续的“作家纪录影像”自身其实也在构筑着一部视听意义上的“影像文学史”。

具身：作家纪录片的媒介赋权与复调阐释。“视觉文化时代，屏幕成为数字媒介时代信息视觉形象的物质载体，信息获取的廉价与便利剥夺了文学在媒介介质上的稳定存在。”因此，作家纪录片作为数字媒介时代视觉形象的重要体裁，它与大众的阅读经验和视觉接受有着天然的关联性。故而，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作家纪录片通过银幕的投射，把严肃文学更好地引入大众的日常生活，拉近了文学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从而让受众转向一种文学的精神参照和文学的思辨生活，真正重建作家与读者、作品与读者之间交流的话语空间。由此，传统文学的作者获得了媒介赋权和具身形象，让原本单一的文学文本具有更丰富的复调阐释。

随着《文学的故乡》《文学的日常》（第一、二季）等作家纪录片的开播，对作家生存、生活和创作的关注似乎让人们看到了更多以往文字背后的“故事”。当影像介入作家生活，或者说当影像作为一种史料记录的方式介入作家的日常之中时，我们不难想象，过去用文字表述的“创作谈”俨然就变成了一场影像的“访谈”和“纪录”。影像叙述的直观性让作家现身说法，对自身的作品进行解读，对当时的创作状态展开描绘。如在《文学的故乡》第六集中，莫言就直面镜头讲述了自己创作《红高粱》的前后。“1985年深秋初冬的时候，那年正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我当时想我一定要写一篇跟抗日战争有关的小说。”而这一叙述又与小说文本形成了某种复调关系和互文意义。

以影传文：数字媒介时代的文学“再生产”。数字媒介时代的作家纪录片，是一种负载文学叙事的外化形态。“以影传文”某种意义上是数字影像时代媒介话语和媒介形态发生转变的趋向。在“光影”与“文字”两种书写形态中，不同的符码所指和语言表达将人们对事物的思考通过不同的逻辑形式、结构形态向大众传达，也让“影像知识分子”拥有了一种与文学作者一较长短的可能，同时也进一步奠定了作为风格取向的“作家影像”。作家经由这种媒介形态，直观地表达了对其作品的看法，也展现了作家的“内在秩序”“精神品格”和“创作历程”。作家纪录片以数字媒介的形态建构着当代文学史，并作为历史的“浮标”锚定着作家们不同阶段的创作轨迹。作家在摄影机前的叙述和生活成为书写当代文学史的重要口述史料，这些重要的叙述也必将用以佐证创作的某种必然性、可能性和内在启发性。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