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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学界编纂出版了大量古逸书和珍本丛书，将域外流传的汉籍文献引入国内，使域外汉籍研究取得了较大发展。11月11日，“日藏汉籍与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西北大学举行，与会学者围绕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汉籍整理研究展开探讨交流。

实现珍善本古籍的再生性回归

古代日本曾是中国文化的热心学习者和研究者，日本来华的遣唐使、僧侣和留学生搜集了大量汉籍带回日本，推动了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中国宋朝印刷业的兴盛也为图书贸易提供了可能，书籍是日本商船来华搜求的主要文化商品，日本多种《舶载书目》详细记载了承运的汉籍。

日本天理图书馆初创于1919年，经过多年发展，该馆现已成为日本国内藏有丰富汉籍的重要图书馆之一。“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汉籍调查编目、珍本复制与整理研究”项目主持人、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郝润华介绍，天理图书馆的汉籍由以下几部分组成：一是江户时代汉学家伊藤仁斋父子的“古义堂文库”旧藏5500余种。其中，中国古刊本135种，凡2370余册。二是富冈谦藏、盐谷温、吉川幸次郎、矢野仁一、服部宇之吉等日本学者旧藏汉籍4000多部及《永乐大典》十六卷。其中，盐谷温旧藏中国古戏曲小说文献约625种，凡4407册；吉川幸次郎旧藏中国戏曲小说文献375种，凡1690册；矢野仁一旧藏清史文献，包括满文文书3000种；服部宇之吉旧藏经部礼类200多部。三是20世纪50年代入藏的我国晚清藏书家盛宣怀“愚斋”藏书236部1367册。四是陆续购得的中国地方志文献1400多种，以及敦煌黑水城文献等其他各类文献若干部。

天理图书馆所藏珍善本汉籍具有重要研究价值。20世纪50年代以来，天理图书馆曾陆续编辑过不少稀书、善本目录，但并不完备。在影印出版方面，20世纪80年代初，天理图书馆曾将其所藏若干小部头汉籍或汉籍残卷善本汇编成《天理图书馆善本丛刊》（汉籍之部）影印刊出，包括《赵志集》《永乐大典》10余卷，但所呈现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李浩认为，国内学界对该馆所藏汉籍的研究虽遍及经史子集四部，但相对于此馆所藏巨大的汉籍数量而言，其研究成果数量偏少，广度与深度也都亟待加强。对这批汉籍进行系统编目，最大限度地将其中的珍善本汉籍文献复制后在国内影印出版，并形成一定规模的珍善本汉籍数据库，实现珍善本古籍的再生性回归，不仅有利于推进国内传统文史哲研究向纵深发展，还有利于促进国际汉学研究的进一步交流和发展。

加强日藏汉籍珍善本研究

在中日文化交流背景下，发掘天理图书馆所藏汉籍的文化意义与价值，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日本奈良女子大学教授大平幸代介绍了新近在日本古都奈良新发现的倭歌木简，对比日本正仓院收藏的唐代珍贵文物与汉籍，“倭歌”与正仓院唐代文献见证着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她表示，日本汉学家收藏和选择汉籍，有一定的价值标准，或注重实际应用，或注重文化价值。天理图书馆的汉籍收藏背景，以及该馆所影印善本丛书（汉籍之部）就是明证。

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贾三强认为，除天理图书馆所藏汉籍在全球汉籍中的研究意义和价值外，该馆所藏汉籍在收藏与流传过程中对日本汉学界的影响也有待深入研究。如最早入藏天理图书馆的江户时代汉学家伊藤仁斋父子的“古义堂文库”，主要是儒家经书与文集。20世纪50年代以来，陆续入藏日本学者富冈谦藏、盐谷温、吉川幸次郎等人的旧藏，则有《永乐大典》、经部书、小说戏曲及清史文献等。由此可见，我们只有全面了解天理图书馆所藏汉籍，才能深入理解、认识与把握日本汉学，从而将天理图书馆所藏汉籍置于全球汉籍与汉学视域下，展开总体性比较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师海军通过对日本内阁文库藏杨一清《石淙文稿》的研究，发现日本内阁文库藏《石淙文稿》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和文学价值，对了解杨一清的文学观、教育观以及明代中期关陇作家群的形成有重要的文学价值。

“开展对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汉籍的调查编目与复制回归工作，是我们现阶段进一步加强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工作的重要方面，也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加强文化自信亟须进行的工作。”郝润华告诉记者，新世纪以来，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和联系愈发密切，深层多向的交流态势将持续向好发展，致力于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汉籍珍善本的再生性回归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