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墩古城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城址地理坐标为东经89°35′21.3″,北纬44°01′44.3″，海拔698米。城址西距唐北庭故城遗址约30千米，南距天山主峰博格达峰前的汉代疏勒城遗址约40千米，北距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约20千米，东距巴里坤湖约260千米。得益于天山北麓的山前降水和融雪水，天山北麓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之间形成了一条南北宽约60公里的绿洲廊道。该区域地势平缓、水源充沛，自然环境优越。丝绸之路新北道自伊吾越天山后即向西穿行于此，唐朝墩古城遗址就坐落于天山北麓的这条东西交通要道之上。

唐代蒲类县县治所在

(资料图片)

唐朝墩古城遗址地处奇台县城东北部水磨河西岸的黄土高台地之上，城址东墙随河道自然地势修筑，北、西、南三面城墙呈直线布局，平面近长方形，东西宽约341米，南北长约465米，面积约16万平方米，整体北偏西约10°。因在古城北墙中部有一个12米见方的高台，故名“唐朝墩”。据《元和郡县志》记载：“蒲类县，贞观十四年（640）置。”我们在城墙夯层中采样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城址始建年代为596±42AD，与史料记载蒲类县建置年代相当。《太平寰宇记》有云：“蒲类县，（庭州）东八十里。”唐朝墩城址距庭州（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遗址）直线距离约30千米，与史料记载里程数吻合。因此，唐朝墩古城遗址应是唐庭州所辖的蒲类县县治无疑。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可知，唐朝墩古城始建于贞观年间，沿用于高昌回鹘、西辽和蒙元时期，历经多次战乱，至14世纪察合台汗国时期逐渐废弃。

2018—2022年，中国人民大学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连续5年对唐朝墩古城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共计3400平方米，基本厘清了古城遗址的形制布局、使用年代和不同时期遗存的文化面貌。在出土大量遗物的同时，考古发掘还清理出早期的唐代院落遗址、佛寺遗址、罗马式浴场遗址和景教寺院遗址等重要的建筑遗存，充分展示了丝绸之路北道中西文化交流的繁荣景象。

蒲类县城的唐代院落

在唐朝墩古城中心略偏西北位置，发掘出一处大型的院落遗址，整体与古城方向一致，也呈北偏西约10°分布。院落结构较为特殊，整体采用减地法，即从原生土地表向下挖掘出院落墙体框架后，在内部再按照规划砌筑房屋隔墙。院落为长方形，墙体南北长约38米，东西宽约15米，面积近600平方米。

虽然院落西北角部分尚未完全清理出来，但从整体的建筑布局看，院落内的房屋坐西朝东，均分为南北三间排列，房屋间宽大于进深，中间和南侧两间的门道外侧，整齐排列为方格状建筑。在房址内部发现，至少叠压有2层活动面，表明该院落房址经历过修缮沿用。该院落的隔墙和房址被晚期灰坑和窖穴密集打破，破坏严重。从院落的布局和房址内出土的具有明显唐代风格特点的陶器和其他遗物判断（图1），这应该是唐代蒲类县城内一处官家的仓储遗址。这些实物材料反映了中原王朝与西域边疆地区的紧密联系。

丝路古道的佛教寺院

佛寺遗址位于唐朝墩古城中心位置的夯土台基之上，台基东西长约40米，南北宽约20米，高出地表近2.5米。遗址整体坐西朝东，平面呈长方形，沿东西向轴线对称布局。

佛寺遗址由外墙、回廊、塔基地宫、佛殿、前庭和前院六个部分构成，佛寺外墙西侧还发现两处房址遗迹。外墙东西长约28米，南北宽约15米，墙体厚约1.4米，外墙与内墙间回廊宽1.6米，长25.9米，南北两侧回廊均发现保留有铺面方砖。佛寺西端夯土高台之上，保留有佛塔基部的地宫遗址，地宫为正方形，内壁边长约3米，深1.8米，系在夯土台基之上挖建而成；地宫东侧为长方形佛殿，内侧东西长7.5米，南北宽6米，墙体厚度1.3米，东墙中部为门址，宽2.4米；佛殿西侧正中靠墙砌有长方形台体，南北长约4米，东西宽近2米，台体表面破坏严重，墙面发现有残存的白灰面，台体北部壁面发现有残损壁画与佛殿墙面相连，推测该台体应为佛像基座。佛殿北部发现留有完整的铺面方砖，北壁墙面残留有白灰面及壁画。佛殿门址东侧为佛寺前庭部分，南北两端与回廊相连，南北长12.3米，东西宽4.8米。前庭距佛殿东墙2米左右发现南北向排列的4块圆形石柱础，前庭发现成片的边长为30厘米的完整铺面方砖，地面也发现倒塌墙体的白灰底彩绘壁画。从佛寺后部塔基下地宫底面所作探沟剖面观察，地宫底面距当时生土地表高约3.2米，连同地宫残留墙壁，夯土台基总高度应在5米以上。

从寺院所处位置、清理出的建筑布局和出土的壁画及小型佛像（图2）、莲花纹瓦当判断，这处建于生土地面之上的建筑遗址，应当是一座前有大殿、后有佛塔与地宫，具有回廊式建筑的佛教寺院。其始建年代应与唐代蒲类县古城一致，沿用至高昌回鹘时期。

罗马式公共浴场

浴场遗址位于唐朝墩古城的东北部，整体结构由中心部位的砖砌主体建筑、东侧相接的土坯建筑和北侧中心的灶址及左右两端的供水井、排水井等相关遗迹构成。砖砌主体建筑位于浴场中心，平面近方形，南北长约12米、东西宽11.5米、现存高度0.5—1.1米。浴池遗址内部以砖墙分隔，按方位可划分为9个区域：中心区域为八边形，其余8个区域两两对称，平面均近方形，外围墙体四壁向上共开5个出烟口。

浴场遗址为半地穴式结构，由上下两层建筑空间构成。下层基础部分位于现地表之下，为烟道和供热的基础建筑空间，东侧多遭破坏，西侧保存状况较好；上层建筑基本位于现地表之上，为洗浴使用的活动空间，大部已坍塌无存，仅西南角保存有高约0.4米的浴室墙体和黑灰色建筑材料抹出的覆盖层。下层区域采用支撑柱结构架构起浴场上层空间的地面，支撑柱多呈长方形，以1方砖和1长条砖错缝平砌，上部以方砖斜向砌“人”字形结构相抵，两侧错缝平砌，并逐层加宽，至顶层将方砖平架于南北两支撑柱之间，形成封闭平面。

这种下层以砖砌支撑柱为支架，将建筑分为上下两个封闭空间的建筑方式，在古罗马时期维特鲁威所著的《建筑十书》中被称为“挑空式地板”，即利用支撑柱构建浴场的地下供热系统，在使用时炉灶燃烧的烟火可以通过支撑柱之间的烟道在浴场下层流动，形成“地热”，用以维持浴场上层洗浴空间的温度。

浴场遗址按功能可分为东侧的门厅区、北端的工作区和西南侧的洗浴区三个主要区域。东侧门厅区应是进入浴室的通道，南、北两个空间的西侧有门道应该与更衣室相连；北端的工作区是炉灶和取排水系统所在的区域，炉灶和烧灶区提供沐浴所需的热水，同时燃烧产生的烟火通过地热系统维系浴场上层空间的温度；西北部的供水井为浴场提供水源，东北部的水井开口位置较低，应为浴场的排渗水井；西南侧的洗浴区据形制结构，又可根据距炉灶的远近细分为热水室、温水室、冷水室和更衣室等不同的空间（图3）。浴场遗址内出土了丰富的遗物，包括陶器、瓷器、铁器、铜器、骨器、石器、玻璃器和建筑构件等，其中陶壶多单把带流，此类器皿很可能为洗浴时使用的盛水器具。根据层位关系和出土遗物，可确定浴场遗址最初营建于高昌回鹘时期，至蒙元时期曾被改建沿用。

浴场建筑遗址在欧洲和西亚、中亚多有发现。欧洲的浴场建筑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到公元前1世纪罗马共和时期，随着罗马的强盛与扩张，浴场作为最重要的公共建筑之一，单体规模日益增大，整体多采用轴线对称的布局方式，以彰显浴场的宏伟和华丽。从地中海沿岸到天山北麓，罗马式浴场在自西向东传播的过程中，整体风格开始产生明显的演变，浴场功能趋于单一，结构更为紧凑，建筑和装饰融合了各地域自身的文化传统，呈现出从大型的贵族式的公共浴场向小型的平民式的公共浴场的转变。

唐朝墩古城浴场遗址在形制布局、建筑技艺等方面具有浓郁的罗马风格，而浴场出土的各类遗物、墙面的装饰彩绘等又明显具有中原和本地特征，反映了东西方建筑传统和技艺在丝绸之路上的交融与创新。洗浴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国内少见的浴场遗址，此次发现为我们探讨10—13世纪天山北麓的城市生活景象提供了资料与依据，也为我们透物见人、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文化交流、考察当地多民族大一统格局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线索。

神秘的景教寺院

景教寺院遗址位于唐朝墩城址北部中央，清理出的建筑布局坐东朝西，也呈北偏西约10°。该遗址的主体建筑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约32米，南北宽约24米。在寺院遗址东部仍有居住院落分布。寺院由结构较为相似的南北两组建筑空间构成，自西端中央门道进入，向东依次为长方形中殿、高于中殿活动面的祭台，以及东端的南北三间一列的房间（图4）。

从寺院遗址的墙体和坍塌堆积内清理出较丰富的壁画遗存，目前共发现和提取壁画400余块，面积约20平方米。壁画内容以人物形象为主，由于墙体坍塌严重，保存在墙体上的多为人物的下半身，鞋底见有红色莲花纹饰。壁画中发现较多供养人形象，与新疆其他地区发现的高昌回鹘时期供养人形象在发饰、服饰方面存在较大的一致性，同时发现有一组疑似髡发的小型人物形象，可能与西迁的契丹人相关。在坍塌堆积内清理出了较多的壁画残块，以衣物、植物、饰品等图像为主，同时发现有数个较为完整的面部形象，人物多为卷发，形象丰腴饱满、笔触圆润柔和，与唐代绘画中的人物风格和绘制技法相似，体现出高昌回鹘对唐代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图5）。可见，高昌回鹘时期壁画的题材既有与佛教相似的供养人、祥瑞纹样等内容，也有独具景教特色的十字架、权杖、棕枝和“也里可温”榜题等具有景教特征的元素，体现出丝绸之路东西文化的交流、融汇与创新。

唐朝墩景教寺院使用和延续时间较长，自始建后历经多次修缮和扩建，发现了包括唐代、高昌回鹘、蒙元等多个时期的遗迹和遗物。根据层位关系和出土遗物，结合碳十四测年结果判断，该寺院最早应当建于唐代，其主体建筑年代可能在高昌回鹘时期，高昌回鹘晚期曾遭受人为破坏，至蒙元时期在原址基础上进行重建，至14世纪再次因人为破坏而与古城同时废弃。

景教是唐代传入我国境内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的称谓，现代官方名称为东方叙利亚基督教。目前，世界范围内发现的景教遗存数量有限，主要分布于叙利亚及以东的伊朗、伊拉克、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地，国内阴山汪古部遗存、泉州和新疆等地也有发现。唐朝墩景教寺院遗址作为目前国内科学考古发掘清理出的第一处景教寺院遗址，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唐朝墩古城遗址位于丝绸之路新北道的重要节点，地处东西交通要冲。就目前唐朝墩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结合近年来的考古调查和文献记载可知，唐代在天山北麓构建的军政体系以北庭为中心，轮台县（静塞军）和蒲类县（唐朝墩古城）拱卫左右，其他中小型城址、戍堡和烽燧遗址，在州、县、军的统领下形成三条东西向的防线，切实有效地实现了对天山以北绿洲地带的管控。唐朝墩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印证了唐至元代民族融合、宗教共存、文化兼容的历史事实，更为研究和阐释丝绸之路上东西文化交流、多民族融合的大一统格局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生动而坚实的实物材料。特别是对我们当下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因此，深化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成果的学术研究，推进唐朝墩古城遗址后续的考古发掘、遗址保护、展示和利用工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