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是当代美国国内极具影响力的儿童文学大奖,也是世界著名的儿童文学奖之一。自1922年设立以来,该奖项每年由隶属于美国图书馆协会(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的儿童服务协会(ALSC)主持,颁发给上一年度出版的优秀英语儿童文学作品。在美国人眼里,纽伯瑞儿童文学奖的获奖书籍犹如一份“儿童享受文学权利”的宣言书,因其图书内容的原创性、独特性、思想性,这些作品在美国的教师、家长和图书管理员中受到广泛认可,并被列为美国小学生和初中生必读书籍。美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家、曾三度获得纽伯瑞儿童文学奖的凯特·迪卡米洛(Kate DiCamillo)在接受采访时,给予该奖项高度评价,“在文学世界,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的文学世界,没有什么可以和纽伯瑞奖相比”。纽伯瑞奖的设立对美国儿童文学水平的提高及提升全社会对儿童文学的认可有很大的贡献。该奖项的获奖书籍题材广泛,内容除了关注儿童的困惑、悲伤、恐惧、幻想、冒险等心理之外,还蕴含着对人类及自然万物的关怀。
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纽伯瑞奖获奖作品尤其是其中的现实主义类型的作品中的创伤叙事根据其叙述重点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家庭、生态、战争和种族创伤四种类型,但这种划分方式并不意味着四者是截然分开的,它们都离不开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展开的创伤叙事。就家庭创伤叙事而言,也离不开其背后的社会、历史、政治、民族和文化内涵。从整体上来看,儿童文学中的创伤书写有别于其在成人小说中的呈现。
首先,它凸显创伤对儿童个体影响的独特性,即创伤经历对儿童发展任务的影响。例如,凯特·迪卡米洛的《弗罗拉与松鼠侠》、凯瑟琳·佩特森的《孪生姐妹》和《通往特雷比西亚的桥》着重探讨了父母的忽视与缺席、姐妹竞争、亲人和朋友的死亡对儿童的自我认同、性别认同、自尊水平和社会化情感等发展任务的影响。其次,儿童小说创伤叙事的独特性还体现在作家对战争、大屠杀等暴力创伤的淡化处理。《我的山姆兄弟死了》《数星星》等战争题材的儿童小说在力求表现战争的复杂严酷和创伤痛苦的同时,尽可能地淡化了战争主题的严肃性给儿童身体和心理造成的压迫感,避免杀戮、死亡等暴力场景给儿童造成的恐惧,通过削弱成人战争文学中的压抑感和沉重感,来确保儿童读者在心理上的舒适度与安全感。再次,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创伤叙事是以聚焦和考量儿童发展和成长为最终旨归的。
小说中的创伤书写和成长叙事是相互交织的,作家们通过创伤叙事来表达他们对儿童自我意识、生态意识、国家意识等的关注。迪卡米洛和佩特森两位儿童文学作家不仅在小说中突出了儿童突围创伤时的保护性因素,以及儿童发挥自身内在资源的重要性,而且阐述了创伤性失去引发儿童自我认同、走向成熟的内在机制。例如,《波马的秘密》《狼群中的朱莉》和《独一无二的伊凡》等反映生态创伤的作品,通过对儿童视角下失去动物伙伴的创伤经历的呈现,以及对动物视角下的被监禁、被剥削、被物化的创伤书写,突出儿童与动物伙伴之间“依恋—失去—认同”的经历对儿童生态意识和主体力量的形塑。
此外,为了达到“向儿童灌输一种社区意识”的目的,战争题材的儿童小说既注重战争创伤在形成国家认同过程中的影响,又强调在战争中儿童个体性创伤所引发的使其走向成熟的过程。其创伤叙事对于儿童的受害者身份和为国家作出贡献的公民身份的双重呈现,一方面凸显了反战话语,另一方面明确了“公民积极参与的重要性”,鼓励儿童通过对小说的批判性阅读,了解当今存在的不公正现象,进而倡导人道主义立场。
当代纽伯瑞奖获奖作品中创伤叙事的独特性,以及创伤与成长主题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儿童文学的“立人”本质和20世纪的儿童价值观共同作用的结果。儿童文学理论家佩里·诺德曼(Perry Nodelman)曾说,真正的儿童文学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儿童书籍不是儿童写作的,这些文本是由成年人编写、编辑、出版、销售和购买的,儿童只是文本的接受者。因此,纽伯瑞获奖作品作为成人创作、审核、发行和购买的书籍难以避免地刻上了成人的儿童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商业化的烙印。20世纪以来,随着儿童价值观的变迁,受保护的儿童和儿童的神圣化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期望或理想,这也影响到儿童文学作品的叙事方式。
在一个旨在保护儿童免受所有可能的危险和伤害的文化中,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创伤叙述代替了实际的“创伤体验”,文学中的创伤被用来激发个体成长、群体认同。儿童文本强调个体通过获得社会认可和规范,以及对社会作出贡献而获得社会生存,强调通过家庭和公民义务,以及道德行为而实现家庭和国家的集体生存。此外,儿童创伤文本能够激发读者的同理心和批判能力,充当重演、反思从而应对创伤记忆的外部调节性资源,对于儿童的情绪认知、自我价值和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意义,使孩子们能够理解自己的困惑、恐惧等情绪,帮助他们寻找和构建生活的意义,这些都是儿童小说中创伤叙事和成长书写的现实价值和教育意义。
总之,儿童文学中的创伤叙事促使我们不仅关注儿童个体的心理与发展问题,而且推动我们去反省社会历史现象的人文后果,聚焦儿童个体创伤与儿童成长之间的内在逻辑和互动关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自然诗歌中的生态环境主题与国家发展思想研究”(17BWW06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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