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国家统一、经济繁荣，为唐代文学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12月11日，在中国唐代文学第二十一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的学者以及美国、日本的唐代文学研究专家，聚焦唐代文学之文人、文本、文献和文体等问题，推动中国唐代文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资料图片)

文学记忆 纵向深入

唐代有3000多位诗人，作品繁多，流派纷呈，但目前国内外研究涉及的不到300位。学界对中唐时期诗人研究最多的依然是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李贺、刘禹锡，对盛唐时段的诗人研究则集中在杜甫、李白、王维，且此前研究鉴赏多、选注多、描述性的表达方式多，而深入研究少。比如李白《行路难》三首究竟为何时所作，学界尚无定论。在国家图书馆原馆长、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詹福瑞看来，关于《行路难》三首的系年问题，应对此一组诗再做细读。而欲明其义，关键在于对李白此三首诗用典的解读。此三首诗无论情感、语气风格皆相同，应是一个时期内所作，似不宜拆开，它们都是李白去朝前后所作，细读之，抒写长安之遭际及心路历程，脉络极为清晰。

唐诗流传之初，就已有许多名家名篇的故事，后代更多牵强附会，不加摧陷廓清，学者也不免深陷其中。学界对此应尽可能地科学分析、客观论证，尽可能地接近真相，还原诗人真实的生命历程和独特的性格禀赋。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认为，还原诗人真实的生命历程，要重视经典、重视文本，但不能囿于文本；要坚持文史结合融通的立场，坚持现代传记文学的立场。

“范碑”全称《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写于元和十二年（817）正月、李白辞世 55 年后，是了解李白生平的重要文献。新疆师范大学教授薛天纬提出，出自唐人之手记叙李白生平家世的文献，传世有五种，按写成的先后为序，“范碑”之外，另四种依次是：李阳冰《草堂集序》、魏颢《李翰林集序》、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范碑”关于李白生平家世的记载，与上列另四种唐人写成的文献相比较，最为详尽。而“范碑”之题应依《李太白文集》作《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铭并序》。

“唐诗之路”研究是近年兴起的新的学术增长点。唐代诗人游走于各地，形成多条“唐诗之路”。深入研究这些“诗路”，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角度进一步弄清唐代文学发展的面貌。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卢盛江研究发现，初唐浙东诗路是东晋南朝诗路向唐代诗路高潮的一个过渡。东晋南朝，浙东名山文化逐渐形成，和名士文化一起，伴随着诗人们游历的行踪，诗路已初具雏形，诗路文化已初具特色。到初唐，浙东诗更多。但是盛唐以及中唐前期浙东诗路，诗人诗歌数量更多，漫游诗人、隐逸诗人也更多，都远超初唐，说明初唐只是浙东诗路发展的初期阶段。

离别与聚合、酬赠与题壁，分开来看，不过是唐人生活和创作中习以为常的几种事件和行为，但把它们集合起来，表现得如此频繁、深切、生动的，无疑当首推中唐诗人元稹、白居易。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尚永亮认为，离别与聚合、酬赠与题壁并非表现在元、白在朝为官的正常生活中，而是表现于二人被贬之后的跋涉旅途和逆境生涯，这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贬谪给元、白二人提供了贬时救助、贬后送别、别后相聚、跨时空酬赠以及题壁留言、题诗互勉的机遇，使他们得以超越凡俗、日常，既获得一种生命沉沦的深刻体验，又在创作中展示出多层面的内容和情感。元、白长达十年的贬途往还不啻为“互动”提供了新的诠释，使其在见证二人深挚友谊的同时，也为其诗路书写增添了丰富的色彩，为唐代诗史树立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经典样本。

铅华洗尽 横向拓展

经过多年的学术积累，唐代文学研究有了理论上的建构和操作方面的整体思考，研究方向的多角度和多层次以及研究手段的多样化，为唐代文学研究横向拓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唐代园林与园林文学的意涵承载着一种独特的“文化记忆”。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浩借用德国学者扬·阿斯曼的见解提出，包括唐代园林在内的古代遗物扮演了“文化记忆”的角色，起到了承载过去的作用，而且为人们预示了永恒的未来。通过环境信息和空间方位的记忆，唐代园林转化为诗、文与绘画以及名胜，创造了独特的“时空记忆”。通过名胜的文本化与景观的符号化，以及从凭吊遗址到阐释文本的转化，唐代园林实现了从历史记忆到文化阐释的转化。正是借助这种“文化记忆”，古人建构了无限宽广的时空视域。

“五代文学”“十国文学”的概念形成受“正统观”的影响，应对其进行必要的概念史研究。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罗时进认为，“正统观”是一种具有极大争议性的国家观、民族观，其中有可以丰富文明史观、文化史观的精神和内容，自不必完全否定。但正统论是否存在，应以道统的存续为根本，以文化的质态为基础，既要看到它阶段性的分裂状态，更要看到其发展后的接续传承。故宋初正统“三绝三续”说应得到重新审视，注意分裂时期政治文化的过渡性质和战争形式的文化碰撞意义；中华文化版图的长期一体存在应该得到认知，注意文学史的客观性与完整性；史学话语与文学话语的区分应当成为学术自觉，注意文学史发展的内生性与相沿规律。如此，我们才能客观看待和深入研究“五代文学”和“十国文学”。

倡言“大中”是柳宗元思想的核心，而《非国语》则是较为集中反映其“大中”思想的作品。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李芳民表示，在《非国语》中，柳宗元借助历史批评，掘发圣人思想之本义，就传统儒学的一些重要命题，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见解，不仅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其“大中”思想的内涵，而且突出地显示了其思想的独特性。其所阐发的“大中之道”，深化丰富了唐代的儒学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宁认为，蔡邕碑文深受才性品评思想影响，追求对碑主德行、政事、学问、才能、气质等的全面叙述，体现了才性品评对兼材通人的崇尚；蔡碑的语言“清词转而不穷”，以丰富的品评词汇以及类比、排比等灵活多样的品评表达，对碑主做全面的记叙与刻画。韩愈的碑志文不追求对碑主做面面俱到的通人刻画，而是着重突出其忠义仁爱的品性、奇倔的性情；在语言上也极大地摆脱了蔡碑所树立的品评语言传统。蔡邕碑文对唐代碑文创作有显著影响，韩愈之前及同代的古文作家，基本没有完全摆脱蔡碑的影响，由此更体现出韩愈碑志文的巨大创新性。

唐诗域外英译的百年历程中，孟浩然虽然早就和其他诗人一起进入了英语世界，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美国圣·彼得大学副教授江岚提出，21世纪以后，文学界译家赋予孟浩然“禅意诗人”的形象，学者译家们对他的兴趣也随之大大增强。对于受母语文化局限的本土孟浩然研究而言，西方译者的阐释方法和角度，也是突破并超越单一文化思维框架的有益补充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