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维持经济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疫情期间，美国出现粮食短缺现象，一些民众排长队在食品银行领取面包、牛奶、水果、蔬菜和罐装食物，但这只能解决个人和家庭的三餐问题。粮食短缺不仅导致营养不良人口比例和多种重大疾病发病率的上升，更反映出美国社会的结构性不平等。2018年，已有3720万美国人（其中包括1150万儿童）无法持续获得充足且营养丰富的食物。进入后疫情时代，美国社会动荡加剧，几十年的粮食安全建设成果危在旦夕。一些美国学者认为，有必要回溯美国镀金时代（Gilded Age，通常指19世纪70年代至1900年前后这一历史时期）的粮食安全危机，寻找当前粮食短缺的根本原因，揭示民间粮食援助机构背后的资本运作机制。围绕以上话题，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美国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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镀金时代的粮食安全问题

美国圣十字文理学院（College of the Holy Cross）美国历史教授爱德华·奥唐纳（Edward T. O’Donnell）告诉本报记者，自镀金时代以来，美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就与经济周期波动、财富分配不平等、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和价值观密切相关。1870—1900年，美国工业经济迅速增长，工厂产值从1860年的19亿美元飙升至1900年的130亿美元。但19世纪末期，美国出现了两次经济萧条和一次严重经济衰退。经济困难时期，美国失业率高达25%，让大量从事低薪或无薪的重体力劳动者难以得到粮食保障。

奥唐纳表示，居住在城市的粮食不安全群体通常是第一代欧洲移民。为了支付昂贵的城市食品消费，他们几乎没有剩余的积蓄。与此同时，干旱等自然灾害摧毁了农民的畜牧产业和庄稼。美国经济的不稳定性让本来就不稳定的粮食收成利润更少，最后导致农村人口也面临粮食危机，特别是南方非裔美国人更为严重。自《解放黑人奴隶宣言》颁布后，许多获得自由身份的非裔美国人在内战结束后作为佃农继续在前奴隶主的土地上劳作。极具剥削性的合同要求佃农上交部分粮食给地主以租用农具和耕地，这导致他们身无分文，无法自给自足。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奥唐纳提出，在镀金时代，自由放任主义成为当时社会思潮的主流。人们普遍认为，政府不但规模要小，还要减少对个人和市场的干涉，允许其自由发展。因此，任何为贫困人口提供食物或住所的公共政策在当时都是不合理的，也不会得到选民的支持。与此同时，资本家往往将不幸归咎于个人弱点和自身缺陷，以怀疑和轻蔑的态度训斥穷人挥霍浪费、酗酒、不爱干净等生活陋习，称粮食短缺是他们自食恶果，与经济制度毫无关系。尽管一些慈善组织开设了食品救济站，但其规模较小，无法消除社会层面的贫困和饥饿。

奥唐纳认为，镀金时代工农阶层的经济财务持续恶化到难以支付粮食开销的程度，最终引发了多起社会抗议运动。1877年，美国爆发了第一次全国性罢工，数十万失业铁路工人组成“饥饿大军”，向政府和公司讨要薪水和其他劳工权益。受经济萧条的影响，1894年，商人雅各布·考克西（Jacob Coxey）带领500名失业工人组织抗议游行。他们一路从俄亥俄州走到华盛顿特区，考克西在国会门前诉求：“我们正在与全人类的敌人进行一场痛苦而残酷的战争——一场对抗饥饿、悲惨和绝望的战争，我们要求国会重视我们的请愿。”

奥唐纳总结道，21世纪的社会科学调查研究让美国能够更全面地掌握国内粮食短缺人口的特点和范围，但是偏袒富人、剥削工农阶层的经济体系和忌惮穷人的精英思想，依然阻碍着联邦政府进行粮食供给调配、收入调节分配等结构性社会改革。

当代美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新特点

自1995年起，美国农业部每年都对4万个典型美国家庭进行粮食安全年度评估。美国农业部将“粮食短缺”定义为在过去一年里，家庭获取营养充足、安全的食品数量有限或不确定，或者家庭以社会可接受的方式获取安全食品的能力有限或不确定。尽管粮食短缺家庭的饮食质量和种类会降低，但不一定会减少摄入量。相比之下，“粮食安全性极低”家庭的饮食总摄入量明显减少。而“有粮食保障”的家庭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都能获得让家庭成员健康生活的足够食物。

据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服务局发布的报告显示，2020年，美国粮食短缺家庭数量比2019年增加了100万。2021年，该数字略有下降，但粮食短缺家庭仍然占全美家庭总数的10.2%。与此同时，510万个家庭（3.8%）生活在粮食安全性极低的状态中，无法持续支付一顿平均成本为3.09美元的健康膳食开销。出于贫困，56%的粮食无保障家庭参加了一个或多个联邦食品和营养救助项目。

从人口特征上看，美国南方农村地区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贫困率，让当地家庭的粮食无保障率列居全国前10%。由于收入差距，全美国的非裔和拉丁裔家庭都更容易陷入粮食无保障状态。居住在阿拉斯加州、夏威夷州以及保留地的印第安原住民家庭极度依赖粮食进口，导致其陷入粮食无保障状态的可能性极高。此外，单身母亲户主家庭的粮食安全问题严重程度几乎是单身男性户主家庭的两倍。

民间粮食援助网络深入美国社区

美国非营利组织“美国行动论坛”（American Action Forum）人类福利政策局前局长塔拉·奥尼尔·海斯（Tara O’Neill Hayes）总结了导致美国粮食短缺的几大因素：低收入、高失业率、新鲜食品社区供应不足、买菜距离远、无便利出行工具、无住房或住房开销负担大。目前，美国政府为家庭月总收入低于1920美元的人发放粮食福利电子卡，用于购买粮食。美国民间慈善机构也通过食品银行、食品储藏室（Food Pantry）和流动厨房（Soup Kitchen），以更开放、更便捷的方式将过剩食品分配给更多有需要的群体。这些慈善机构一般从属于宗教组织、学校和志愿者协会，靠捐赠和志愿者维持运营。近年来，美国企业向民间粮食援助机构捐赠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食品和资金。

美国社区粮食安全联盟创办者之一安迪·费舍尔（Andy Fisher）曾撰文称，食品银行是美国民间粮食援助机构中规模最大、救济范围最广的组织。它既充当了粮食仓库，又提供了运输业务，在食物过剩的机构和食物匮乏的社区之间搭建了桥梁。食品银行根据所在地食品加工业、餐饮业和农业的特点，以税务免检的奖励方式从各种来源获取食品，包括政府为振兴农业经济收购的食品、超市无法出售的食品、食品加工商生产的过剩与有瑕疵的产品、餐饮业的熟食以及罐装食品。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经济衰退期间，政府削减了粮食援助项目，民间紧急粮食援助网络随之迅速扩散。疫情前，美国共有200多家食品银行和大约60000家食品储藏室和流动厨房。

扩大食品捐赠无法解决粮食问题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社会学荣誉教授珍妮特·帕彭迪克 （Janet Poppendieck） 发文称，后疫情时代，民间粮食援助机构的成效离不开资本投入。在美国小型粮食援助机构中，多数人是年长的志愿者，但疫情让许多老年人被迫放弃志愿工作。由于预算紧张，许多食品储藏室无法扩充员工，导致纽约市40%的食品储藏室被迫关闭。与此同时，食品银行需要更多企业捐款来购买卡车、储存空间和冷却器械才能保障运送。

帕彭迪克认为，民间粮食援助机构通过施舍“粮食礼物”来代替人们争取“粮食权利”的做法，不能从本质上消除美国长期的食品安全危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食品劳工研究中心主任、公共政策学教授萨鲁·贾亚拉曼（Saru Jayaraman）表示，民间粮食援助机构的运营理论建构在忌惮穷人的精英思想上，即总有一个下层社会无法自给自足，需要依赖上等阶层的慷慨施舍才能生存。在这种思维模式下，解决饥饿问题的最佳方法就是无限扩大食品捐赠和施舍流量。但事实上，当前领取援助的多为从事低薪或兼职工作的劳工。奥唐纳告诉记者，自1980年以来，美国工人和中产阶级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实际收入并没有增加。而且，法律对零工经济下的劳工权益保护尚不全面，导致陷入贫困的工人只能依靠粮食救助维持生计。同时，奉行经济自由主义的美国企业一边捐赠资金给慈善机构，一边在国会游说将最低工资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粮食慈善事业为企业带来了公共信誉，还转移了大众对企业抛弃社会责任致使员工失去保障、陷入粮食短缺的注意力和问责意愿。在贾亚拉曼看来，民间粮食援助机构与资本主义的增长机制联系在一起，看似是在缓解社区的粮食短缺问题，但实际上是在助长未来的粮食安全危机。

帕彭迪克认为，民间机构分配食品需要配合长期的社会结构性改革，才能彻底解决美国粮食危机。在改进粮食生产与供给方面，帕彭迪克认为，当前美国高度集中的食品加工行业需要去中心化，减少企业为赢得市场竞争而生产过剩进而造成食物浪费的现象。此外，地方政府可以代表医院、监狱、学校系统进行公共食品采购，推动构建区域性粮食经济体系，带来劳工收入提升、农场可持续性生产、社群健康发展和生态平衡等多种益处。一些食品银行已经通过收购地方农产品来减少对企业捐助食品的依赖，同时鼓励农场加入地方粮食经济内循环。在改进粮食需求方面，民间粮食援助机构需要与劳工权益、食品加工、公共卫生等领域的社会组织形成更密切的合作，整合更多资源，投身于提升最低工资、完善临时工劳动法律权利、改善劳工住房和出行状况等活动中去。只有从社会结构上消除引发美国粮食短缺的种种因素，才能真正减少依赖粮食救助的人口数量，实现国家层面的长期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