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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上，理论和实践上的翻译批评并非一帆风顺，皆因翻译批评具有主观性的一面。即使翻译批评的研究者，也常把莎士比亚所说的“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变成挂在嘴边的遁词，导致翻译批评成为翻译研究中较为薄弱的领域。如果在一般意义上理解的莎士比亚所言为真，那么翻译批评的科学性何在？只有不断增强翻译批评的科学性，才能更好推进其理论发展和实践创新。

莎士比亚所言不虚，但他是从观众角度出发的，也就是从审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的。现实中，观众往往谈的是自身审美体验，时常带有较强的主观性，但我们对待科学却要反其道而行之。科学的探索一定要有科学的根据、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结论。近年来，翻译批评领域借助语料库手段、采用“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模式等各种客观的评价手段开展翻译批评，极大地提升了其科学性。跨学科的翻译批评理论建设，也是朝着这样的目标努力，从框架语义学视域开展的翻译批评理论构建即如此。这一科学化的过程，使我国的翻译批评研究居于国际翻译批评研究的前列。

虽然翻译批评的角度众多，但其灵魂中枢却是翻译活动的执行者——译者，对此译学界早已形成共识。译者行为批评将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融于一体。自该理论成功构建十余年来，相关研究渐呈迅猛发展之势，其“显学”特征已充分证明其可持续性的潜势。

译者行为批评是翻译批评的核心部分。目前，译者行为批评转向了以社会为中心的评价系统构建，将形成“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的评价系统。“行为”是灵魂，横跨前后，贯穿始终。该三位一体评价系统具体由“文本—语言视域”“行为—文本视域”和“行为—社会视域”三大分域构成，而在各个分域对于众多视角的切分、细化、佐证、丰富，皆可令创新层出不穷。

“文本—语言视域”是传统上翻译批评的主流视域，虽然它作为单一的评价模式解释不了翻译活动的复杂性，但并非无用武之地。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是为了实现翻译批评客观性和科学性等目标而建构的，因此该分域也就构成了整个评价视域链条上的重要一环。这不是与传统割裂，而是更加科学地利用。

“行为—文本视域”是现阶段译者行为批评的主要评价模式，译者被明确为语码转换和意义再现者，兼具社会性的一面。在“行为—文本视域”，描写译者行为的是“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超越该评价模式约束和能够描写的译者行为属于“非译”行为。在以“行为—社会视域”为中心评价时，译者被明确为以译者为代表的意志体，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译者及其各相关方的意志。在该评价模式下，谁在“求真”、谁在“务实”？求了什么“真”、多少“真”？务了什么“实”、多少“实”？执行了谁的意志？其他意志体与译者的关系怎样？调和的过程怎样？谁的主观诉求是什么？什么样的外在要素产生了影响？上述诸多互动关系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在“行为—文本视域”，“求真”原本是语言上的，求的是语言承载的意义之真；“务实”体现为译者的社会性务实努力，并不重实际的结果。但在“行为—社会视域”，“求真”转变为社会性求真，“务实”转变为社会化务实。社会性求真不是通过语言承载的，它既可以是掩藏在语言背后的事实，也可以是言外之意。社会化务实是社会推动的结果，例如“鱼香肉丝”现象的翻译，从“求真”看，语言背后的现实显示的“鱼香肉丝”跟“鱼”有什么关系？从“务实”看，多大比例、哪些区域、哪些人群、哪个时期的食客会聚讼纷纭？只有与社会目标一致，才是最大的务实，也才能使“务实”与“求真”达到良性互动。研究之理亦然。

译者行为的复杂性反映了译者身份的复杂性，而译者身份的复杂性反映了翻译活动的复杂性。也就是说，即使存在对原文意义的偏离、对社会需求的迎合或违拗，最终多是由错综复杂的译者身份引起的。

迄今，大批研究成果表明，译者行为批评已然成为翻译批评中一条日臻成熟的批评路径，其“文本—行为—社会”评价系统的一体化建设，将最终通过实践上的操作而使其科学性得到有效的检验。

（作者系扬州大学翻译行为研究中心教授）